2017年除夕傍晚，哈爾濱一家KTV工作人員報警稱：有人斗毆。民警曲玉權和戰友迅速趕到現場，在依法處置時遭到犯罪嫌疑人襲擊。曲玉權受傷送醫，救治無效犧牲，年僅38歲。
這正是全國各地華燈初上、品評“春晚”的美好時刻。他的微信朋友圈永遠停留在“值班中”的狀態下。網民哀悼曲玉權的犧牲，不少人想起這樣一句話：“你的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負重前行。”
但在輿論場上，警察依然是最具爭議的基層公務員形象。近年來有不少監督警方不當執法的媒體報道和評論，律師在涉警案件中言辭激烈，妖魔化警察的言論在網上有一定市場。
對媒體、網民和公眾來說，如何客觀評價警察工作，尊重警察正當執法權？對公安部門來說，如何規范執法，做好警務公開和突發事件輿情應對？這些問題經常成為輿論場上攪動人心的議程設置，關乎執法機關公信力、官民關系與社會和諧穩定。
為了歲月靜好，有人負重前行
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安機關的執法服務覆蓋幾乎所有行業和社會各階層。警務工作高風險、高強度，而在市場化大環境中警察又屬于低回報的基層公務員崗位。
微信公眾號“@警界君”有一篇帖文《我可能當了假警察》，讓同行莞爾之余不無苦澀：“小時候，小伙伴玩游戲總愛玩警察抓小偷，大家爭搶著要扮演警察，一個警察能抓一群小偷。大學畢業的時候，父母親戚說，警察工作安穩舒適還有地位；同學朋友說，警察工資高、福利待遇好；女朋友說，警察帥氣還有安全感。
但是，自從當了警察之后，每天是辦不完的案子和稍有不慎根本擔不起的責任，每天是執不完勤、加班和開不完的各種會議，每天聽到這里那里的戰友同事負傷犧牲。每天躊躇滿志代表國家執行法律，卻經常被執法現狀傷得心身俱疲。慢慢的，周圍的親戚朋友也變了。父母總說，抽點時間多回家看看吧；同學總說，聚會、婚禮你總是缺勤；女朋友說，工資那么少，還要天天為你擔驚受怕……”
1月17日，公安部印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關愛民警工作意見》，提出：民警依法履職免責，建立執法尊嚴維護機制；合理安排民警的工作和休息，加強民警健康保護，完善民警心理咨詢服務和危機干預機制；改善民警工作生活條件，開展關愛民警子女活動等。
權利和權力的邊界
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警察執法需要兼顧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一些地方警權的無規則擴張，老百姓權利救濟乏力。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人格尊嚴，關系到體制的向心力。網友議論：一次惡警案件就是為移民公司做了一次免費廣告。
日常瑣細的警民摩擦，往往源于雙方對執法者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邊界存在認知分歧。中國警察網有篇帖文探討：“公民遭遇人身或財產危機時想到尋求警察的救助，而追求個體利益時卻不愿受包括警方在內的社會管理體系的約束——無論如何都說明民智遠遠未達到法治社會的要求。”
深圳警察強制傳喚逛街女孩，當事警察“言語失當”被停止執行職務；記者在黑龍江甘南縣一所中學暗訪時，基層派出所副所長在執法過程中“簡單粗暴，推打了當事人”，已受到黨紀和行政撤職處分。但不宜因此而否定警方執行公務的合法性。有網友反思：“我們習慣于面對警察的盤查總是以各種理由抗拒糾纏，我們不習慣也不知道的是，正是這樣的盤查，把無數可能危害你安全的暴徒拒絕在天邊……”
太原警察王文軍因“過失致人死亡”和“濫用職權”被判刑五年。2014年12月，民警處置太原市一處工地治安案件時，農民工周秀云坐在警車車門踏板上進行阻攔，將警察王文軍的警褲撕破并用雙手抓住褲兜附近。王文軍要求松手遭拒，扭按周秀云頭部使其躺倒在地，腳踩住其頭發，持續約23分鐘。經司法鑒定，周秀云系因鈍性暴力致閉合性頸部損傷，死于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警察腳踩女民工頭發的圖片和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網民聲討，問責警察合情合法。
警察恪守尊重生命的倫理底線，在“合理限度”內制止妨礙執法公務行為，這是必須敬畏的鐵則。但是，在往往是混亂、起哄的處警現場，這個“合理限度”實際上很難把握得恰到好處。溫州一位徐姓律師擔心：“透過該案，我似乎看到了基層民警面對此類執法現場時眼中的一絲怯懦和猶豫，也似乎隱約感覺到該案后老百姓會因為警察在執法現場的不果斷而增加隱形傷亡。”
在警民摩擦中，輿論常常一邊倒地譴責警察，卻對一些當事人的滋事視而不見。徐姓律師認為，這和縱容醫鬧沒有了區別。如今在醫患沖突事件中，網上不再是當初一邊倒妖魔化醫護人員，而是對患者及家屬逾越法律的行為多了一份反思，盡管患者的看病難、看病貴非常值得同情。
2016年5月20日，中央深改組第24次會議回應民意關切，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意見》。7月26日，公安部召開了全國公安機關規范執法視頻演示培訓會，對民警在執法實踐中具體“應該怎么做”、“不應該做什么”進行了直觀演示。據媒體報道，這些執法場景包括：民警遇到拒不出示身份證件的情況怎么辦，民警查緝嫌疑車輛當事人拒不下車怎么辦，執法對象或其親友拖拽、纏抱民警時怎么辦，在什么情形下民警可以依法使用武器，等等。
在互聯網大眾攝像頭和大眾麥克風時代，警方執法權力和公民人身權利的邊界，在眾目睽睽和眾聲喧嘩中被審視和放大，對警方構成強大的輿論監督，對公眾也是一種潤物無聲的法制教育。警方需要規范執法，公民也要自覺配合警方執法，權力的執行和權利的伸張都在法律的框架下實現，警民協力締造一個遵紀守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
尊重輿論監督，避免輿論審判
如何尊重輿論監督，同時避免輿論審判，新聞媒體和政府主管部門是兩個關鍵的節點。
媒體需要增強對政法工作專業性、程序性的理解，不能用不準確和情緒化的報道誤導公眾。運營天津交警微博、微信的孫遜說：公安工作并不能完全公開透明，例如我們偵破肇事逃逸案件，有時不適宜公開征集線索，反而會驚動犯罪嫌疑人，可家屬往往不理解，不聽解釋，認為推諉不辦案，去找媒體，造成工作很被動。
2015年5月2日黑龍江慶安火車站發生槍擊案，乘客徐純合被車站派出所民警擊斃。一開始，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不力，網友傳言主導了輿論，紛紛抨擊民警“草菅人命”。經哈爾濱鐵路公安局的深入調查，中央電視臺公布車站監控錄像，輿情才得以反轉：原來是徐純合故意封堵通道，阻止乘客進站；對民警辱罵，搶奪防暴棍并拳擊民警；還將6歲女兒舉起拋摔砸向民警。民警取出佩槍對其口頭警告，徐繼續用防暴棍掄打。調查認為，民警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及公安部相關規定。
面對輿論洶洶，政府主管部門需要做好輿情研判，認真組織調查，還原事實真相，回應民意關切，同時也不能完全被網絡輿論牽著鼻子走。在嚴肅處理公安隊伍中的“害群之馬”同時，也要理解基層警察的工作壓力，維護執法權威。涉警輿情一旦被炒熱，地方宣傳部門不宜屈服于輿論的非理性壓力，需要與政法部門做好溝通協調，澄清謠言和外行臆測，對當事人的過分要求也不宜照單全收，線下妥協，線上認栽。
微信公眾號“@法律讀庫”楊磊的帖文建議：在今后的立法中，提升保護警察等執法人員的意識，比如明確公民接受配合警察調查的義務和規范，提升警察的安全防護保障，建立警察支援和保障體系（社會機構和社區保安對警察的支援和支持），立法對協助警察執法者給予獎勵。
前些天網上傳出一段視頻：吉林市協警要求貨車司機出示駕駛證、行駛證時，坐在副駕駛的女子當街下跪，希望不要處罰。協警以下跪做出回應，稱：“你跟我玩沒用，我也給你跪。”此事還在調查中。有警察自媒體賬號“吐槽”：如果需要下跪執法，有損法制的尊嚴，警察集體“不作為”恐怕將成為未來執法的“新常態”。一些基層警察呼吁：“警察可以為你流血，但請別讓警察再為你流淚！”
某西部城市公安分局曾組織民警赴五星級酒店學習“微笑服務”，倡導警察做“最佳店小二”和“五星級服務員”。這個做法在警察群體引起爭議。整頓警務紀律作風，規范業務流程，提升警察服務百姓的友善態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警察工作畢竟以社會公器的強制性和權威性見長。網友“瓜爾佳”認為：人民警察要服務人民，但職責絕對不是“微笑時最多露出八顆牙齒”、“接聽電話響鈴不超過三聲”、“坐時屁股只能占椅子上的四分之三”等等，警察服務要體現在人民群眾的危難之時，體現在交通繁忙時的緊張疏導，體現在辦理戶口時的答疑解惑，體現在向受害者伸出的溫暖之手。
官民關系調適，為警察減壓
在如今的輿論場上，警察贏得社會認同難度加大，職業聲望降低。群眾不滿與民警的怨氣交互躥升。究其原因，既有個別警務人員素質不高，道德失范，刁難群眾，為非作歹；也可能是個別群眾濫用權利，抗拒執法。更深層的原因，是站在社會管理前沿的警察，往往承擔了公眾對管理體制的不滿，受命出面處置官民摩擦，一旦矛盾激化引發負面輿情后，又要為基層政府的不作為或亂作為而埋單。
2008年發生的云南孟連事件中，由于橡膠價格的不斷上漲，孟連膠農與橡膠公司發生利益沖突。基層政府偏袒企業、打壓膠農，出面執行任務的公安民警被群眾圍攻、毆打，民警被迫自衛，村民兩人被擊中致死，警察受傷。事后，云南省委一位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尖銳地設問：“為什么人民群眾一鬧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眾圍住，人民政府就設法把人民警察從人民群眾中解救出來。”
在甕安事件等群體性事件中，地方黨政一把手親自走到群眾中間聽取意見訴求，而不僅僅靠警力和強制措施恢復社會秩序，值得提倡。
還有警察職業角色的定位調整。1959年攝制的電影《今天我休息》，仲星火扮演一位做好事樂此不疲的警察馬天民的形象，風靡一時。長期以來公眾對警察賦予了過多過高的期待，公安熱線經常收到的是開門鎖、逮野貓、夫妻吵架、鄰里摩擦這類家常瑣事的求助信息。能否從“有困難找警察”轉向“有危難找警察”，逐漸剝離那些非警務工作，集中有限警力和精力，做好法治律執行者和公眾安全守護者的角色，從有求必應而又眾口難調的“保姆”，聚焦為除暴安良的“衛士”？
《人民警察法》規定：“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防止、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網友魏京認為：當前的警民關系正在經歷一個轉型，轉變成公民與職業警察的權利義務關系，各自需要在自身的權利和義務范疇內行事。
社會轉型期官民關系的調適和優化，才能從根本上為警察減負減壓，也是為了讓警察更好地履行其法定職責。
在現今輿論場上，有些涉警輿情其實是很簡單的事，但老百姓在網絡平臺“怨警”，而警察自媒體也抱團反擊言辭凌厲，引起進一步的誤會。建議警察和網民都放平心態，加強溝通，克服信息不對稱，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消弭分歧，凝聚共識。畢竟解鈴還須系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