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伴隨媒介技術的革新和表達機制的拓寬，公眾在不勝枚舉的公共事件中，根據拼湊與想象的事實，表達著怨恨與憤怒、悲傷和同情，伸張著傳統的道德觀和樸素的正義感，爭辯著“后真相”時代情感與事實究竟何者更能影響當下的判斷。那么當下的公眾輿論究竟有著怎樣的面貌？它是否需要情感的聯結？我們又該如何邁向有意義的輿論實踐？ 一、“情感”的缺席：理性主義視野下的公眾輿論 西方早期的輿論觀普遍認為，真理之所以能夠在觀點的自由市場中經得住考驗并被人們所接納和堅信，靠的不是強權的力量，而恰恰是人的自由的選擇和理性思考的結果。正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認為“人生來皆理性”，因而“公眾意見”可以成為除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的“第四種法律”，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石。[1]20世紀以來，基于哲學元理論的不斷發展和西方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尤其是意識到大眾媒介傳播和社會日常控制的不斷加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發現“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2]，因為“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和“刻板成見”（stereotype）的存在，公眾輿論有著“理性”與“非理性”的雙重特征，猶如“懸在虛空中的大地”。 從盧梭到李普曼時代，雖然不少學者認同輿論不再處于在理性指導下的自在自為的狀態中，而是處于經驗的觀察下可知的那種復雜的、受控的和效果可向優劣兩極伸縮的、微妙的狀態中，對公眾輿論的研究也逐漸從理性主義轉向經驗主義。[3]但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實用主義效用觀的引入究竟是為了擺脫了理性主義的影子，還是僅僅置換了我們思考輿論的前提？盡管李普曼努力將啟蒙主義宣揚的“人生來皆理性”的理想情境拉回到大眾傳播時代的復雜現實，認為“對輿論進行分析的起點，應當是認識活動舞臺、舞臺形象和人對那個活動舞臺上自行產生的形象所做的反應之間的三角關系”，[4]然而在終極追求上，無論是理想的自然主義，還是現實的經驗主義，似乎都沒有放棄對理性主義的美好憧憬：前者寄希望于每個獨立個體在信仰自由的基礎上發現真理；后者則訴諸于大眾媒介和精英專家提供的“有組織的情報”來實現民主。 而放眼本土，中國的輿論思想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禮。梁啟超等人曾對源自西方政治話語并由日本傳播到中國的“輿論”一詞推崇備至，且同樣將其視為理性和進步的化身，并寄期望于民意可以成為療救清廷的藥方。[5]總體來說，中國近代輿論觀既受到傳統士大夫的儒家價值理想熏陶，又免不了受制于西方經驗與現實環境。[6]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賽先生”，主張以客觀的“法治”推翻主觀的“人治”，公共舞臺更是被科學、民主和現代法律的“理性”話語所主宰。 20世紀中后期，西方學界對“理性”問題的研究逐漸走向對“合理性”（the notion of reasonableness）問題的探討。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從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中發現人不僅“具有選擇合理方式實現自己目的的能力，即具有工具理性”，同時“人的行為目的是任意的，受激情與意志支配，是非理性的”[7]，因而他訴諸于用交往的合理性來達成話語共識，即“一個命題的真，意思是指對所說的東西達成一個合理共識的諾言”[8]。而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基于西方社會“合理多元主義的事實”[9]，發現人們在行使理性能力和判斷能力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無法克服的困難—“判斷的負擔”（the burdens of judgment），所以我們經常只能滿足于“重疊共識”，即持不同觀點的人們都愿意以合理的態度相互對待。[10] 盡管交往理性下的“話語共識”與公共理性下的“重疊共識”一定程度上重寫了輿論與絕對理性和真理之間的關系，但無論是強調主體間的規范交往活動成為可能，亦或對公民正義感和形成“善”的能力的設想，兩者皆建立在認知層面之上，對理性的重建抱有異常美好的希冀。“情感”雖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但要么被健康的公眾輿論所排斥，要么與“非理性”劃上了等號，難以產生有意義的實踐可能。而國內對西方理論的追捧熱潮，也不自覺地將傳統理性主義植根到本土的輿論研究。 二、“情感”的實踐：“辱母案”中法律與情感的“同頻共振” 事實上，無論是面對當代媒介社會與多元主義的現實，還是立足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情境，“情感”在人類社會中都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雖然理性“作為理解力的推論和結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現真理”，“但如果它們所發現的真理無涉于情感，也不引起任何欲望或嫌惡，那它們就不可能對行為舉止有任何影響”。[11]因而，情感的共通顯得尤為重要，“辱母案”即是顯例。 案例緣起2016年4月14日，女企業家蘇銀霞被11名催債人控制并以“極端方式”當著其子于歡的面毆打、侮辱，于歡情急之下刺死一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宣判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和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分別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此案。 就在法院接受上訴的前一天，《南方周末》在官網上發布了題為《刺死辱母者》[12]的報道。看似一篇尋常的特寫案件，在當天僅僅引發了54條評論，并未引起過度關注。24日，鳳凰網、網易新聞客戶端分別將該篇報道的標題更名為《山東：11名涉黑人員當兒子面侮辱其母 1人被刺死》[13]和《母親欠債遭11人凌辱 兒子目睹后刺死1人被判無期》并轉載原文[14]，輿論迅速升溫。 不難發現，原標題中的“女子”變更為“母親”，并突出了“侮辱”、“凌辱”等詞匯后，似乎瞬間戳痛了公眾脆弱而敏感的神經。自古以來，人類對“母親”就有著天然真摯的情感流露，“女性之所以表現為偉大，是因為那些被容納、被庇護、被滋養者依賴于它，并且完全處于它的仁慈之中”[15]。雖然于歡捅人致一死三傷是事實，但天然的孝道意念、本性的護母之舉在理性未及時采取行動時，感性的無意識已經以不容置疑的入侵者身份涌到了輿論陣地的最前方。[16] 在近些年的網絡事件中，“樸素正義感”之所以飽受詬病，最大原因在于這種未經文明化的本能情感容易招致網絡暴力和欺凌的產生，情緒宣泄遮蔽了正義與現代法治的存在。不僅如此，關于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經典理論也認為感情和大眾文化無助建構一個“真正”的具有高度參與性的公眾[17]，“輿論是依賴公共理性和審議而形成”[18]。然而，“樸素正義感”的萌發絕非偶然，必定是有某些原因刺激了網民乃至所有社會公眾“最繃緊的那根弦”，而這根神經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會發展邏輯和社會價值訴求。[19]“辱母案”的核心爭議，鮮有地聚集了當下富有爭議的主體：法院、警察、黑社會。由于警察可能存在的不作為、法院可能存在的判決偏頗以及黑社會的暴力催債，三方傷害的疊加共振，導致一個公民的基本權益受到侵犯。在強大的群體與弱小的個體之間，“樸素正義感”自然“一邊倒”地偏向后者。大部分網民站在既定事實和主觀臆想之上，同時表達著對于歡救母之善的同情、對暴力催債者之惡的憎惡，以及對公權力行使欠妥的憤懣。事實上，大量研究已經開始反思這種模式的局限性，“公共領域未必僅僅是冷冰冰的話語，激情反而可能給公共領域帶來活力”[20]，甚至情感不僅是公眾參與公共討論的動力，它還可以成為公共領域中被討論的主題。[21] 在情感的沸騰之下，“辱母案”很快呼喚出主流媒體的回應。25日，@中青在線的評論開門見山地表達了隱藏在案件背后的公眾情感—“出離憤怒”，并將“正當防衛”作為公民反抗暴力的正義注腳，認為法律雖然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溫度”的；[22]緊隨其后，@澎湃新聞在社論中強調，雖然輿論與法律不能混淆，但“兩者之間并非天然對立，民意執念的樸素正義，應該在法律管道內有正常的吸納空間”；[23]@人民日報的評論更是點明“辱母案”之所以掀起輿論波瀾，“正是因為其中蘊含著許多人的倫理訴求和情感訴求”[24]，并呼吁公眾思考法律的社會功能其實“不僅關乎規則，還關乎規則背后的價值訴求，關乎回應人心所向，塑造倫理人情”。該文一經發布便在社交網絡上引起轟動，轉發迅速超過10萬＋，網友疾呼“我們追求的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法理”，“倫理與法理，理性與人文絕不應當是對立的”，應當“相輔相成”、“于情也于理”，諸如此類的觀點引贊過萬。 媒體一方面通過對事實的深度挖掘與拓展，試圖分散輿論初期的爭議焦點，并且將案件背后涉及的涉黑團體、小危企業的生存現狀、高利貸催收等諸多社會問題同置于輿論中心，分散了公眾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消減了由單一矛盾所帶來的極端負面情感；另一方面，基于事實維度引入價值層面的思考與討論，給公眾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解讀視角，喚起了除卻“樸素正義感”之外更為廣泛的情感共鳴。于是，期待“正義”與“公平”、重視“法治”與“倫理”的關系開始成為新一輪輿論聚焦的關鍵詞。 不可否認，一種文化的傳播技術與人們如何理解和表達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感受有著復雜的關系。[25]林郁沁曾在探討施劍翹射殺孫傳芳的歷史事件時，發現“情”在現代中國試圖建構后儒家時代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進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26]，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經由大眾媒體報道和炒作而產生的公眾同情甚至成為“一種新的、影響深刻的道德和政治權威。[27]在施案中，公眾所產生的“情”既包含傳統文化中“訴諸孝義的道德情感”，也包媒介興盛所帶來的“市民公眾的集體情緒”。[28]而“辱母案”中基于新媒體廣泛傳播而凝聚的“情感”也早已不是簡單的“樸素正義感”，并非單純地指向個體的私人體驗和心理過程，它也是政治、社會和文化所建構出來的“事實”，是承接“說者與聽者、發話者和接受者之間相互關系的產物”。[29] 3月26日，多家公檢法部門針對公眾迫切關心的問題予以回復，并及時公開案件調查的新進展。祝華新因此感嘆道：“這一天，可能作為我國司法機關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陽光司法日’，而收藏在眾多網民心中。”[30]與此同時，自媒體上多方力量不斷介入。微信公號@長安劍指出“司法與輿論本非對立”，“在大眾權利意識崛起的年代，司法應當以充分透徹的說理反饋輿論”；[31]知名演員@黃曉明在個人社交平臺上也隱晦地發表了對該案的看法：“法律亦應有溫度，人性執法任重而道遠。”[32] 當然，對“樸素正義感”的擔憂也未曾消失。例如有些媒體評論認為，“從情感的層面而言，于歡被判無期徒刑著實冤枉”，“可公眾號的盛宴，公知們的狂歡，網民們的憤怒，卻隨之演化出了另一個極端的觀點—我懇求判于歡無罪”，文章提醒公眾“于歡殺了人是既定事實，應當承擔法律后果，只存在量刑問題”，切勿將自己看作“正義的執行人”。[33]以網易客戶端為例，截至2017年3月30日12時，跟帖互動量高達239萬條，其中偏向支持于歡、呼吁法院作無罪判決等觀點的占到三分之一。[34]因而警惕的聲音認為“發泄情緒的人太多，說理的明顯不夠用了”，輿論已經在著力渲染“殺辱母者有理”的觀點。[35] 但是，就在人們顧忌“輿論審判”再次干擾司法獨立時，社會化媒體上陸續出現與以往不一樣的反思聲音。有律師以“辱母案”為契機，在總結歷年來多起類似案例基礎上發現，“在目前中國司法權仍然受到嚴重行政化干預的情況下，輿論實際上有助于正直而有良知的法官抵制行政化干預，因而起到了積極作用”[36]；更有觀點指出“恰恰是因為輿論不能干預司法，所以對公眾的專業要求才不會和法官一樣”[37]。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多年前的“藥家鑫案”，當藥家鑫被處以死刑之后，媒體和學界普遍反思“媒介審判”和“輿論暴力”對司法公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并且強調“一個公正的判決不是為了迎合民意，而是為了忠于法律”。[38] 或許恰如有評論所言，如果我們從過去一連串的事件中，學到了什么教訓，那就是：無論什么時候，司法者一定要堅持法律與良知，以事實為基礎，做出公正裁決。[39]在痛定思痛之后，在數年間的網絡事件中，人們不斷經歷著復雜多變的情感與變化莫測的事實之間的博弈，似乎愈發意識到尊重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即便發現在“辱母案”中“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可能存在的落差”[40]，但汲取了前車之鑒，普遍不贊同輿論干預司法，而且大量媒介的評論也肯定了多數公眾在這起案件中對法律程序所給予的基本尊重[41]。除此以外，無論是將飽含情感的輿論視作案件的助推劑，或認為其確實阻礙了司法公正，引贊多數的觀點皆有理有據，引經據典，而不僅限于對13個字裁判要旨的淺層解讀，且多數觀點不謀而合地將關注的目光和期待投向受理此案的山東高院。 中國古已有之的一種社會結構是將“情”（人類感情）置于“理”（宇宙的一般準則）的道德核心，而“理”本身又是“法”（政治體中的條約化規定）的基礎。[42]在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時，歷史上的改革家們曾積極提倡以客觀的“法治”來改善中國的民族命運，這在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情生理，理生法”的理論框架。而對于正邁步在現代化道路上的中國而言，“依法治國”早已成為一項治國方略。在“辱母案”中，作為理性化身的法律與充斥情感表達的輿論并未相互抵觸，相反，由“樸素正義感”帶來的充沛情感一方面讓更多的事實被剝開、更多的疑團被消散、更多的正義被呼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該案在冗雜繁復的網絡空間持續收獲關注。正如有言論寄希望于“關切最終形成力量”，從而讓于歡擁有一個兼具“法理情”的結局。[43]報道這起案件的記者，在朋友圈中也曾留下這樣一句話：“但愿眾人的關切，能如拂過麥田上空的春風，抽穗結實，和煦人心。”[44]然而，這份“關切”的獲得實際上既不來自盧梭眼中“人生來皆理性”的判斷，也不是李普曼所謂的“刻板成見”，更非在哈貝馬斯所設想的公共領域中實現，恰恰是人類本能的情感激發了公眾對公共議題的“關切”，促進了公眾商議。 “辱母案”中，公眾的“樸素正義感”是在一種關切的視域內所進行判斷的結果。正如休謨所言，“使我們確立正義法則的乃是對于自己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切”，產生這種關切的并不是“任何觀念的關系”，而是“我們的印象和情緒”。[45]但對法律的尊重并不壓制個體情感性的關切，而是通過訴諸更多事實的細節來揭示我們現有關切與新的主張之間的同一性或者相似性關系。對于歡遭遇所產生的同情也能夠憑借公平和正義的力量擴展多數人關切的視域，使“樸素正義感”收獲更具能量的情感張力，在更高的價值維度上達成理解。因而理性本身可以幫助修正我們關切的視域，但它并不引導我們完全走出這一視域。[46] 在輿論的助推和有關部門的回應之下，“辱母案”的二審在社會各界的注視下拉開帷幕，公眾的種種疑慮、猜測和揣度也在大量證據和公開的審理過程中逐漸得到印證、釋放和消弭。最終，于歡由無期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輿論歡呼。媒體或將此案稱之為“一堂生動法治課”[47]，或是一份“有誠意的答卷”[48]，并且認為公正的研判既要“依之于法”，又要“考之于情”[49]。面對二審判決的結果，網民普遍表示感受到公平與正義，且尊重法律的裁決。盡管仍有余音未散，但在這一場情感掀起輿論，輿論呼喚正義，正義彌合情感的生動實踐中，我們看到了情感是如何凝聚輿論，并與法律之間互相理解、同頻共振的可能。 三、“情感”的回歸：在多元理解中傳遞“共通感受” 站在“后真相”時代的風口浪尖，網絡輿論的力量讓我們真切感受著互聯網世界的情感澎湃，理性主義受到前所未有的鞭笞。從宏觀上來看，這種反思大體面臨著兩條出路：要么建構新的理性內涵，要么訴諸情感的力量。但分析“辱母案”后我們發現，這兩種路徑在訴諸“講理”的能力和態度時，能夠經由“共通感”的傳遞而彼此互通，這便為“情感”重返公眾輿論提供了絕佳的入口。 有研究指出，西方哲學有一個從reason（理性）經過rationality（合理）到reasonableness（講理）的思想演化過程。理性不僅可以分散為種種理由，而且可收攏為一種對待理由的能力和態度。[50]哈貝馬斯通過訴諸交往理性來取代工具理性，正是反對否定理由之多樣性的理性獨斷主義的注解，他寄希望于個體尊重理由的非強制力量來解讀不同語境中的理由，看重講理的能力；而羅爾斯則把理性放置于“原初狀態”中，在排除了各種特殊情況之后，讓人們在一系列正義原則中作出選擇，側重說理時公平的立場和態度。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種種對理性主義所做的批判式辯護，實際上都摒棄了實體理性的屬性，轉而向與人打交道的新理性探索。若再往前進一步，當理性從獨斷走向價值的理由，從獨白走向溝通與對話，從抽象的理性（reason）演變成復數的理由（reasons），公眾作出的判斷和產生的輿論即是對理由的認同或反駁。就像在“辱母案”中，當“殺人犯法”的獨斷理性遇到“救母心切”的人情倫理，社會各界根據事實參照源源不斷地提供了一系列“情有可原”的價值理由，這些“理由”經由網絡傳播得到反復認同的力量，讓原本自說自話的法律條文不斷受到質疑和補充。這一過程實際上既體現了理性本身的自我反思、批判和提升，也充分彰顯了情感的判斷邏輯。 然而，傳統輿論觀卻將其歸總為理性的勝利，“在理性的公開運用中，不同經驗相互比較，最終達成‘共通感’（gemeinschaftlicher sinn）”[51]。但在本案中，公眾對人情倫理的這份“共通感”卻并非是理性的作用得以產生，而是基于“孝”的傳統情愫在文化血脈里沉淀后的自然流淌。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國人講理的內容就是“情理”，從一開始就是內在于人心，非外部因素所形成，一經自我反思，它就發而動之，起而行之。[52]而所謂“樸素正義感”恰可以理解為這種內化于心的情理表達，這種“情理”往往并非靜態的科學之“理”，知其“如此如此”而止，常常具備行動的力量。[53] 梁先生眼中的“情理”的與維科（Giambattista Vico）理解中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有著微妙關系。所謂sensus communis，是人們通過社會活動交流所創造的社會共享的情感認同。人們對事物的感知最初并不是通過共同的“觀看”經驗，而是通過共同的“感受”產生了共通的經驗指涉，而集體獲得某種“普同想象”（imaginative universal），賦予某種共享的意義（shared significance）。[54]因而這個共享的意義與“內在于心”的“情理”一樣，是先于語言（articulate language）而存在的心領神會。有學者基于此發現，一個公共領域的締造，既要“動之以情”，又要“說之以理”。[55] 由此觀之，理性主義者將“共通感”看作理性運用的結果，而上述觀點則將其視作主體產生判斷的根源。這種因與果的置換很自然地將情感帶回到公眾輿論之中，因為個人的判斷與慎思行為本質上是主體間性的，他們建立在相互傳遞的情感的歷史之上。在“辱母案”中，經由“樸素正義感”傳遞出的“共通感受”絕非傳統理性運用的結果，它來源于“孝”義之情的鞭笞；但它也并非純粹情感導向的結果，因為正義感有其自身的情感邏輯，公眾將辱母之怒移情于自身之后所產生的種種關切，早已預設了某些特定形態的知識或概念，嵌入了社會和歷史的結構背景。 而我們對于公共理性的認可，也并不完全是客觀性的，時常帶有主觀意向性，包含著共享情感和共同關切。當人們普遍感受到“辱母案”的一審判決有失公允時，此時的公共理性并不等同于在法言法，而帶入關切情感的公眾輿論亦朝著公共理性的方向滲透。正如克勞斯對“情感性的不偏不倚”（affective impartiality）所作的闡釋，公眾能夠通過“移情”（empathy）的機制，設身處地地看待不同的群體，把所有受影響的當事人的合法情感考慮進去，并把它們吸收進一個普遍化的立場（generalized standpoint），當它反抗任何特殊利益或者私人偏見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這種普遍化的立場是不偏不倚的。相反，如果缺乏“共情”機制，不偏不倚則會成為“事不關己”的空想。[56]因而，“共通感”的有效實現離不開“樸素正義感”的牽線搭橋，它建立了一座理性與情感通達彼此的橋梁，只是這座橋梁亟待更為飽滿的價值規范來修繕。或許我們可以借鑒克勞斯對帶入情感的判斷理論的描述：它要超出情緒的范圍以便把關切也包括在內；它要超出對特定的他人的關切以便把對正義的關切也包括在內；它要反映認知性與情感性狀態在實踐推理當中的充分整合；它要關注判斷與慎思在其中得以發生的社會與政治背景。 四、結語 真正的法治精神，恰是在“樸素正義感”基礎上孕育出的對法律的敬畏，良性的公眾輿論也應當是在情感的土壤里培育出的對理解的尊重。很多時候，我們會將現代性的種種成果歸諸于理性的勝利，但卻忽略了在歷時性中情感所獲得的更大包容性，而并非公眾更加理性或更少熱情的結果，對公眾輿論的理解亦是如此。無論是盧梭將輿論看作追求真理的途徑，或是哈貝馬斯視輿論為達成共識的橋梁，事實上都是植根于西方自由主義之上，把凝聚眾人的偏見（opinion）美化成充滿理性智慧的“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的愿景，但“與其說論證的目的在于從智性上使對方臣服，不如說論證旨在創造新的理解途徑”[58]。借助新媒體的力量，倘若公眾在論證的過程中釋放了尊重、善意和真誠，經由“公眾同情”獲得情感的理解與互通，這或許比追求某個表象的真理，或是達成某些盲目的共識更加珍貴。
